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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6-04 21:07: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苹的丈夫老安是一名铁路工人,妻子出事后,老安把给儿子攒的婚钱都给了医院,今年4月份,他实在无力再让妻子住在医院。他也不敢把妻子接回家,他知道自己照顾不好,而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请护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3月,托养中心收治了第一名植物人。第二年,患者增加到了三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刚开始,相久大和护士都在摸索照护植物人的方法。护士长温静曾在三家医院的ICU工作,刚开始照护植物人,也有不知所措的时候,病人为什么好几天不排便?为什么一吃东西就吐?为什么频繁发烧?都曾让她头疼不已。“病人屁股长了压疮,也可能会导致炎症进而引起发烧,但最初要找到这种原因是很困难的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怡的遭遇和面临的困境并非孤例,新京报记者从多位植物人亲属处了解到,他们普遍面临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和经济负担,有的人因为治疗无望或经济所迫已经放弃治疗,有的人因为治疗和照护分歧而与亲人反目,有的人则还在苦苦寻觅让亲人苏醒的最后一根稻草,无论哪种情况,只要亲人成了植物人,身心折磨都如影随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母亲出事后,陈怡除工作以外的一切私人生活都不复存在。她的每个周末都在医院度过。虽然已经请了两个护工,但她仍然不放心,晚上躺在床上,她睡不着觉,经常半夜去医院看母亲一眼,回家已是下半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高宁,跟我碰碰脑门子。”孟红(化名)像一个初为人母的妈妈爱抚婴儿一样,侧身低头柔声说道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前,有该公司工作人员曾向媒体回应称,制定奖惩制度员工都是知道的,没有人反对,不愿吃蚯蚓的可选择罚款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但是,第三次化疗后一周左右,高宁陷入了昏迷状态。医生告诉孟红,高宁将成为一个植物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卧床四个多月后,她的手骨已经变形,左手呈倒钩状向外弯曲,右手半握拳头,把大拇指攥在手里。丈夫老安看着心疼,每天都会给她做肢体按摩,上午三个小时,下午三个小时,一边做一边时不时问她一句“疼不疼?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朋也是那个更接近灯塔的人。